东北视窗  文化新闻

 

 熊 建

  有个故事,说在某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,考官向考生提出一个怪问题:“《孔雀东南飞》这首诗里,为什么不说‘孔雀西北飞’呢?”

  考生知道,这句话是起兴,说孔雀东南飞或孔雀西北飞,都是可以的,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但如果这样说,显得太乏味了。考生灵机一动,作了个似乎不搭界的回答:“因为‘西北有高楼’。”

  回答得妙。“西北有高楼”后面接的是“上与浮云齐”,这两句出自汉代的一首诗。孔雀为啥只能朝着东南飞?西北有高楼嘛,高耸入云,挡住了嘛。你问得出乎情理,我答得出乎意料,正好相配。

  巧了,这个故事里提到的两首诗,都是来自同一本书——《玉台新咏》。《孔雀东南飞》原名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》,这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,与《木兰诗》并称为“汉乐府双璧”,被誉为“古今第一长诗”。

  有多长?该诗长达300多句,1700余字,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,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,为读者奉献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,在中国文学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。而“孔雀东南飞”这一意象后来也走出爱情范畴,被其他领域借用。比如,近年来,人才向东南沿海地区聚集的现象,就被称为“孔雀东南飞”。

  我们能读到这样一首在当今社会生活中还能占据一定话语地位的诗,要感谢《玉台新咏》,要感谢编者徐陵(507年—583年),如果不是他将该诗收录进书,可能就佚失了。

  徐陵是南朝人。《陈书·徐陵传》说他“八岁能属文,十二通《庄》《老》义。及长,博涉史籍,纵横有口辩。”可见是个才子。徐陵早年在梁太子萧纲的东宫,写诗以绮丽浮艳见长,很受宠。而他这么写也是“顺应时代的要求”。

  梁时,宫体诗占据了诗坛主流。萧衍、萧纲这些最高统治者提倡,百官公卿、社会各界跟风而作。宫体诗没什么思想内容,大多围绕美人做文章,以华美雕琢的形式咏唱淫靡的生活。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斥之为“亡国之音”,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  《玉台新咏》就是徐陵在这个时期编选出来的,自然无法摆脱时代的限制,所收多为宫体诗。徐陵在序中直言:“撰录艳歌,凡为十卷。”萧纲是徐陵的“衣食父母”,因此,全书选录诗歌660首,萧纲一人的诗就达109首之多,比如《倡妇怨情》《戏赠丽人》《美人晨妆》《咏美人观画》等,看名字就知道内容了。

  如果《玉台新咏》收的都是这种诗,那也没有必要在此推荐了。它毕竟还是收录了不少优秀的诗篇,而且选了不少歌颂妇女的诗篇,这在当时是没有前例的。

  比如《皑如山上雪》写一个女子对负心汉表示决绝,指责那个男子只看重金钱而轻视爱情;《上山采蘼芜》叙述弃妇与前夫偶遇时的对话,反映出她的勤劳和重情;《日出东南隅行》里,采桑女子罗敷怒怼无耻太守,表现出机智、勇敢、不畏权贵的品格……

  在《玉台新咏》的诸多诗篇中,我们能看到千载而上的女性爱情观——“愿得一心人,白头不相离”“生当复来归,死当长相思”“魂神驰万里,甘心要同穴”……无不专一、专情,流露出鲜明的女性自立、自由、自信的意识,这放在今天也是不落伍的。

  作为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之后中国古代第三部诗歌总集,《玉台新咏》问世后,并未受到足够多的重视。《梁书》《南史》均未提及此书,流传的版本也很混乱。同时代的《文选》又有李善注,又有五臣注,而《玉台新咏》直到清代,才有了一个吴兆宜的注本,还长期享有唯一注本之誉。不光如此,对于该书,人们的认识和评价有不小分歧。

  古人看《玉台新咏》,有三种态度,第一种是称其俗。

  唐代学者高仲武的《中兴间气集序》说“《玉台》陷于淫靡”,南宋诗人刘克庄的《后村诗话》认为该书“赏好不出月露,气骨不脱脂粉,雅人庄士见之废卷”,清代文学家王士祯的《带经堂诗话》表示书中“所录皆靡靡之音”……徐陵也因此背上了“风雅罪人”的骂名。

  第二种是赞其情。

  宋人陈玉父将《玉台新咏》与《诗经》对举,认为二者“发乎情则同”,区别在于“止乎礼义”上。明代学者袁宏道则盛赞徐陵“钟情”,认为该书“清新俊逸,妩媚艳冶,锦绮交错,色色逼真,使胜游携此,当不愧山灵矣”,旅游时带着这本书,足以笑傲江湖。

  第三种是扬其正。

  不少人发现《玉台新咏》中有合于温柔敦厚之旨的成分,于是将徐陵编诗的行为拔高到“孔子删诗不废郑卫”的高度。如清代大才子袁枚认为,“《玉台新咏》实国风之正宗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也评价道:“虽皆取绮罗脂粉之词,而去古未远,犹有讲于温柔敦厚之遗,未可概以淫艳斥之。”

  今天,我们再看《玉台新咏》,思路自然开阔多了,评价自然开通多了。比如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研究《玉台新咏》,从“情”的领域跳脱出来,进入“爱”的境界,指出:“(该书)把爱视为生命的全部价值,这是多情而又生活封闭的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重要特征。”从这个角度说,《玉台新咏》真可谓“爱的主题的集大成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