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钟明奇(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明末清初通俗文学大家李渔之《闲情偶寄》,纵谈闲情,阐发风雅,精义迭现,林语堂在《吾国与吾民》一书中目之为“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”,是故此书已阅近四百载而犹蜚声骚坛,风靡宇内。《闲情偶寄》所谓之“闲情”,概而言之,即今人所云之戏剧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。《闲情偶寄》之戏剧美学,见其《词曲部》;其日常生活美学,则见此书其余部分,包括声容美学、居室美学、园林美学、饮食美学、养生美学等。凡此,人们都已作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阐述。然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,“偶寄”的岂止是如上“闲情”,尚有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、站在时代前列的人文启蒙思想,它们若散金碎玉,撒落、“偶寄”在李渔此书对“闲情”的阐述中。其荦荦大者,有如下数端。
一、“圣人”不可尽法。在中国古代,“圣人”的所论所为,被视为人们言行的极则,明代林文俊《瑞雪诗并序》即谓“天生圣人,为民立极”。但李渔则异乎是,其《读史志愤》一诗,就明确地指出:“圣贤不无过,至愚亦有慧。”李渔所说的“圣贤”,其实也是指“圣人”。在李渔看来,论人论事,不能完全依照“圣人”;贵为“圣贤”“圣人”者,不可能把天下的道理都说尽,这也就决定了“圣人”不可尽法。李渔在《论唐太宗以弓失、建屋喻治道》一文中深刻地写道:“殊不知天下之名理无穷,圣贤之论述有限,若定要从圣贤口中说过,方是名理,须得生几千百个圣贤,将天下万事万物尽皆评论一过,使后世说话者如童蒙背书、梨园演剧,一字不差,始无可议之人矣。然有是理乎哉?”因此,在该文中,李渔对于那些不顾实际,而只知道“依傍圣贤,袭取现存文字,到处公认之短”的庸儒,是心存不屑的。
职是之故,作为此种思想的逻辑展开,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卷一《词曲部上》论及“密针线”时,便指出元曲如《琵琶记》针线多有粗疏,因此认为戏剧创作不能“事事当法元人”。李渔由是借题发挥:“圣人千虑,必有一失;圣人之事犹有不可尽法者,况其他乎?”在该书卷二《词曲部下》论及“少用方言”时,李渔则对在元明时期地位尊崇的朱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原因是李渔通过在西北的实地考察,深刻认识到朱熹注释《孟子》有关文字,因为不通晓北方方言,故存舛谬。李渔因此在文中毫不客气地写道:“朱文公南人也,彼乌知之?”李渔用一个极为生动而典型的例子,令人信服地让世人知晓“圣人”为何不可尽法。
二、“经典”不可尽信。与此相关,李渔对于前代留下来的名著,主要是指被通常所认为的“经典”也不迷信。他在《闲情偶寄》卷一《词曲部上》论及“审虚实”时指出:“孟子云:‘尽信书,不如无书。’盖指《武成》而言也。经史且然,矧杂剧乎?”又在该卷论音律时写道:“若谓前人尽不可议,前书尽不可毁,则杨朱、墨翟亦是前人,郑声未必无底本,有之亦是前书,何以古圣贤放之辟之,不遗余力哉?”因此,如前文他就已经指出元曲有缺陷,戏剧创作不能完全依照元人。在《闲情偶寄》中,李渔还批评元曲“一味浅显而不知分别”“元人楔子,太近老实,不足法也”,指出《西厢记》《琵琶记》等诸多元杂剧名著多有瑕疵,如此等等。同理,在《闲情偶寄》卷六《颐养部》中,李渔认为即使是药学经典《本草纲目》之论药性,据其日常亲见,也有“大谬不然”的。是故李渔理直气壮诘地问此书之论医理:“岂得谓之全备乎?”
另一方面,李渔对公认的儒家经典也提出批评。如前所论,他既指出朱熹注释《孟子》有误,就直率地判定“《四书》之文”“不可尽法”。《四书》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被统治者所认定的“经典”,李渔却不完全认同。李渔如此评价《四书》,确乎勇气非凡,诚如王宓草所云:“石破天惊,轰雷四起。”正因为有此种胆识,李渔才会在《风筝误》中借人物之口,抨击“文周孔孟”,甚至不无偏激地认为“其诗书庸腐文章板”。李渔诚然没有要彻底否定“圣人”和“经典”的意思,但也没有盲从,更没有迷信;他只是认为,凡学问道理必须符合事实,不能如空中楼阁不可依傍,这与他对明代“空疏”学风的认识与思考有关,因而将矛头指向了当时文人所依凭的“圣人”和“经典”之上。这既反映了他对明代人文风气的深入体察,又体现出他救偏补弊的现实主义精神,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
三、万物以人为贵。李渔有其独特的人学思想。他在《闲情偶寄》卷五《种植部》中写道:“予谈草木,辄以人喻。岂好为是哓哓者哉!世间万物,皆为人设。观感一理,备人观者,即备人感。天之生此,岂仅供耳目之玩,性情之适而已哉?”“世间万物,皆为人设”,这无疑是强调天地间万物以人为贵,体现李渔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。是故他《一家言全集》中《乌鹊吉凶辩》一文,阐述“休咎不在物在人”,首“人”而次“物”,也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。另外,与当时有识之士一样,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强调“王道本乎人情”,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。值得指出的,李渔以人喻草木,每每通过言说草木之有霜操,不畏权势,迎风而立,首重品节,旨在推崇具有独立精神的君子人格。这在当时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盛行“侍奉主子的文化”、人普遍不成为人的时代,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启蒙意义。职是之故,俄罗斯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华克生在《李渔的伦理哲学观》一文中深刻地指出:“李渔的学说,可以真正称得上独特的‘人的学说’。”
例如,按《种植部》李渔所论,“牡丹”有“肮脏不回之本性”,即使“人主”也“不能屈之”,故应“得王于群花”。又若山茶“戴雪而荣”,“具松柏之骨,挟桃李之姿”,堪为花中之君子。又如黄杨“冬不改柯,夏不易叶”“困于天而能自全其天”,则为“木中君子”。该书第六卷《颐养部》亦然,在论及“富人行乐之法”时,李渔借机言说:“即使帝尧不死,陶朱现在,彼丈夫也,我丈夫也,吾何畏彼哉?”不但崇尚有不畏权势、精神独立的君子人格,还竭力弘扬大有李贽所谓之“圣人与凡人一”这样人人平等的可贵的人文启蒙思想。由此不难理解,李渔会在其小说《乞儿行好事皇帝做媒人》中,歌颂一个乞丐为国家灭亡而投江自尽,以保留民族气节。
林语堂则谓李渔具有“最是现代思想之特征”的“现代的人生观”。揆诸李渔如上超逸凡庸的人文启蒙思想,林语堂所论,并非过誉。诚然,李渔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,受其局限,《闲情偶寄》也有某些落后、陈腐的观点,但李渔能适度地突破桎梏,散发出超越时代、闪耀着熠熠光辉的思想“结晶”,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李渔能有如上卓特的人文启蒙思想,首先在于他深受王阳明心学与李贽“童心说”思想的影响。如其在《闲情偶寄》卷六《颐养部》中所说:“彼之所师者人,人言如是,彼言亦如是……我之所师者心,心觉其然,口亦信其然,依傍于世何为乎?”是故李渔之认为“圣人”不可尽法等,实与王阳明所宣扬的“学贵得之于心”,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如出一辙。要言之,李渔对当时社会许多现象的评价,不受根深蒂固的世俗之见之蒙蔽,而能从“绝假纯真”之“童心”出发,破李贽所谓的“闻见道理”,有自己独特、犀利的评判。其次,李渔崇尚理性,强调躬身实践。李渔在《颐养部》中说“予系儒生,并非术士。术士所言者术,儒家所凭者理”,这便有助于他在评价事物时较能实事求是。与此同时,李渔还笃志躬行。如他能指出朱熹注解《孟子》的失误,主要就得益于他在西北的实地考察。再次,由王阳明心学中的一支发展演变而成的晚明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,也给李渔以极大之启发,他由此特别肯定人的价值,兼之李渔本质上个性疏狂、强悍,自谓“一生傲骨犯时嗔”,因此格外推崇君子人格。此外,李渔服膺公安派“信腕直寄”“任性而发”的文学创作主张,是故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,才能如其女婿沈因伯所论,不但“言人所不能言”,而且还“言人所不敢言”,有如上振聋发聩的杰出的人文启蒙思想。